正方：單獨設“虐童罪”，加重處罰力度

　　據(jù)國家統(tǒng)計局數(shù)據(jù)顯示，我國兒童占總人口的比重為四分之一，城鎮(zhèn)居民多為獨生子女。

　　佟麗華說，由于我國特殊的人口結構，不少家庭都是六七口人就一個孩子，對于孩子的健康和教育都十分重視，在這種環(huán)境下，孩子理應受到全社會的重視，然而虐童案卻被不斷曝出，其數(shù)量呈上升趨勢。

　　在網(wǎng)頁搜索中輸入虐童事件等關鍵字，就會發(fā)現(xiàn)虐童事件時常發(fā)生。與攜程親子園案幾乎同時曝光的，還有江蘇省南京市棲霞區(qū)愛德美幼兒園一名教師毆打3歲幼童，造成幼童身上多處淤傷。

　　在北京市兩高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楊杰看來，作為我國的基本法，刑法沒有獨立的“虐童罪”，其在保護力度和對虐待兒童的重視程度以及對違法人員的震懾力度上都會有所影響。

　　“兒童是沒有社會化的群體，依賴性非常強，也沒有任何自我保護能力，避免虐待問題事關兒童最基本的生存權利，無論從家長的期待還是從國家的未來考慮，法律對未成年人的保護力度都應該優(yōu)于成人，實行‘特殊人群特殊保護’。”四川高揚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常務副主任張洪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

　　早在刑法修正案(九)出臺前，連任十屆和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的重慶市律師協(xié)會會長韓德云就曾提出，盡快在刑法中增加“虐待兒童罪”，量刑和處罰上要與虐待罪、侮辱罪、故意傷害罪和尋釁滋事罪有明顯區(qū)別。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出臺后，將虐待未成年人納入了虐待罪，但是仍然沒有增加“虐待兒童罪”。

　　在2016年3月召開的全國人大會議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民革吉林省委專職副主委郭乃碩再次向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建議，增置“虐待兒童罪”。

　　郭乃碩在建議中指出，現(xiàn)有的法律保護體系存在種種問題，如兒童免受虐待權立法形式分散，缺乏系統(tǒng)性;兒童虐待報告制度不完善;兒童虐待事件調查處理制度缺失;受虐兒童保護制度設計不合理等。設置“虐待兒童罪”可以專門保護兒童不受非法地、殘暴地對待，并規(guī)定虐待兒童的應從重處罰。

　　楊杰也認為，單獨設立“虐待兒童罪”是有必要的。他說，很多在我國被認為是“玩笑”或“不注意”的小事，在美國有可能構成虐待兒童的大罪。

　　“美國的兒童保護做得比較到位的原因，主要是對于兒童保護的重視，如果增設“虐童罪”，并在此基礎上加以完善，不論是對罪名還是后續(xù)處理上，都會向保護兒童方面傾斜。”楊杰指出，相較于“虐待罪”，“虐童罪”不僅清晰界定了犯罪行為，在量刑上自然也就不同于“虐待罪”，可以從保護兒童的特殊角度出發(fā)，制定更為嚴格的處罰措施。

　　對于在刑法上增設“虐童罪”這一罪名，張洪認為，法律最大的功能不是打擊，而是震懾，就是要讓施暴者意識到實施暴力不僅要承擔法律責任，而且是一種重罪。

　　有微博大V在網(wǎng)上發(fā)布了自己吃芥末的視頻，經(jīng)過長達幾分鐘的劇烈咳嗽、流淚的痛苦經(jīng)歷，該微博大V直言，只有自己感受到才能真正清楚攜程親子園被虐的孩子們經(jīng)歷了什么，你才能知道這種行為是多么可惡。

　　“這種感同身受，并非簡單地將對未成年人的傷害歸在虐待罪里，而是真正從兒童的角度出發(fā)，對這樣的行為單列出來，這不僅是對兒童的重視，更是對涉事人員一個罪犯化的概念。”楊杰說，應該通過修改刑法條款或出臺司法解釋等形式，增加“虐童罪”，并加重處罰，同時對于其定義和概念，都要更加注重其精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