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3日上午9時許，位于上海展覽中心的上海書展人頭攢動，一位身著米白色休閑西裝的老人，在講臺臺階旁的輪椅上安靜坐著。

《我的七爸周恩來》作者周恩來總理的侄子周爾鎏。

　　老人白白瘦瘦，看著卻特別精神。當主持人向臺下觀眾作完介紹，觀眾才發(fā)現(xiàn)，在一旁靜坐良久的老人正是這場簽售會的主角。他是周恩來的侄子、86歲的周爾鎏先生。

　　周爾鎏帶來的是他的新書，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我的七爸周恩來》。

　　周爾鎏的祖父與周恩來的父親是嫡堂兄弟，分別屬于家族里的二房和七房。因長房無后，周爾鎏的祖父就過繼給長房而成為周家的大家長，周爾鎏即成為周家的長房長孫。兩家不僅同時從紹興舉家遷往淮安定居，并且同居一宅，不分彼此。

　　周爾鎏1929年出生在上海，“我出生不久生母就離世了，那時我家在上海北四川路永安里44號（現(xiàn)已定為周恩來早期革命遺址），七爸和七媽在我家隱蔽時，我還不到1歲，他們對我百般呵護。從我牙牙學(xué)語時，就遵囑稱他們‘七爸’、‘七媽’。”

　　他口中的七爸正是周恩來，七媽則是鄧穎超。

　　新書首次披露獨家史料

　　1939年至1942年間，周爾鎏的父親和繼母等家人分別去了重慶和蘇北，只留他一人在上海讀書，后來被周恩來戲稱為“孤島孤兒”。1946年，周恩來通過時任《文匯報》經(jīng)理張振邦先生幾經(jīng)輾轉(zhuǎn)找到了周爾鎏，“以后我就由七爸七媽直接撫養(yǎng)”。

　　周恩來夫婦對周爾鎏不僅在生活上給予支持和幫助，也對他之后的工作和思想產(chǎn)生了極大影響。

　　據(jù)周爾鎏介紹，周恩來是中國理學(xué)開山鼻祖之一周敦頤的第33世孫，作為周氏始祖的后人，更作為家庭成員中的杰出代表，周恩來早年就因周敦頤而深感自豪并以之為人生楷模。

　　“七爸作為周敦頤家族的后人，一生信奉其先祖所倡導(dǎo)的‘以誠為本’。”周爾鎏在書中寫道，“他任職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國總理26年之久，始終做到廉潔自持，一塵不染，這是當時全中國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都有目共睹或耳熟能詳?shù)臍v史事實。”

　　周爾鎏年輕時曾經(jīng)入伍當兵，后進入南開大學(xué)學(xué)習(xí)，畢業(yè)后曾任中聯(lián)部副局長、對外文委（文化部）司長、北京大學(xué)副校長、中國駐英使館文化參贊、中國社會發(fā)展研究中心主任等職。

　　“由于歷史巧遇和工作安排，常常是繼總理政治出訪某些國家后，我便隨后陪同文化代表團出訪該國。在國內(nèi)，我也常陪外賓去總理視察過的地方和單位參觀。為此，七爸曾戲稱我對他是‘亦步亦趨，步我后塵’。”

　　周爾鎏說，有關(guān)周恩來的許多資料迄今未曾面世，自己深感有責(zé)任在有生之年將這些寶貴史料披露出來。“書中內(nèi)容或許有助于增進國內(nèi)外對周恩來總理的全面了解，有助于周恩來研究工作的推進。”

　　《我的七爸周恩來》的材料收集和撰寫耗費周爾鎏數(shù)十年時間。他告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自己在取實考證，查閱資料，史料、詩文解讀方面都遵循一個原則：實事求是，“這本書是我一生親力親為親聞的真實記錄。”

　　在周氏后人中，讀者較早看到的是周恩來侄女周秉德的回憶錄，周爾鎏認為，自己和周秉德因“經(jīng)歷和年齡差別，當年的事她并不知曉”。

　　這部20余萬字的新書分為《周氏家世》《愛寶與七爸七媽》《建國風(fēng)云》《文革歲月》《永遠的懷念》《史實的訂補與澄清》《秉承遺訓(xùn)》七個部分。新書首次公布了諸多獨家史料，包括周恩來曾先留學(xué)英國后留學(xué)法國，“伍豪事件”前后周恩來躲藏在周爾鎏的出生地上海，周恩來生前最后的枕邊書、內(nèi)心的家族愿望，以及從建國到“文革”，周恩來在家人面前流露的思想看法等。

　　七爸的枕邊書

　　“周元棠是七爸的高祖，他對七爸的影響是迄今為止罕為人知的。”周爾鎏在書中寫道。

　　周元棠生于1791年，卒于1851年，“生前著述甚多，但因戰(zhàn)亂，身后僅有一卷《海巢書屋詩稿》留存。這卷詩稿所錄詩作均是周元棠22歲之前所寫。”

　　周爾鎏在書中披露，正是這卷收錄135首詩作的詩稿，被周恩來珍藏在床頭枕下閱讀多年，伴隨他歷經(jīng)“文革”的十年浩劫，直到他離開人世。

　　周爾鎏認為，周恩來幼年生長在淮安，此后相繼在遼寧、天津求學(xué)，后來更是輾轉(zhuǎn)南北，但他對祖居地——紹興的鄉(xiāng)戀深情始終未變，對當?shù)氐娘L(fēng)物景致、文化習(xí)俗甚為了解，這除了周恩來的博聞強識并曾專程到過紹興外，和他研讀高祖周元棠的詩作獲取獨特的感受不無關(guān)系。

　　“元棠公生前雖遭遇家道衰落，但他一生甘守清貧，始終秉持高潔操守。”周爾鎏認為，周元棠《自述》詩作中“當作奇男子”的錚錚鐵骨之言，迄今仍然令周氏后人有讀其佳句如見其人的感受。

　　周恩來在1917年9月從天津南開東渡日本，在出發(fā)前曾寫下詩篇《大江歌罷掉頭東》：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

　　周爾鎏感慨，青年時代周恩來為拯救中華而愿獻出一切的豪邁氣概，與元棠公“當作奇男子”的錚錚鐵骨是何等的相似。

　　再如《海巢書屋詩稿》中的《留侯》，“提到自古以來真正的可以稱作豪杰的歷史人物并不多見，往往不是過于剛直就是過于壓抑自己，真正能夠文武全才剛?cè)岵挠⑿廴宋?lsquo;總以識高見才力’。”

　　周爾鎏發(fā)現(xiàn)，周元棠在無意中還成了一位預(yù)言家，“七爸非凡而又曲折艱辛的一生，于百余年后全面驗證了元棠公的預(yù)示，也同時驗證了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強大的生命力。”

　　“從一個沒落的封建大家庭中走出來的周恩來，最終成為世人公認的智勇兼?zhèn)?、文武雙全、剛?cè)岵膫ゴ笳渭?，與家族傳承不無關(guān)系。因此，七爸一生珍藏這一詩集也就不足為奇了，他經(jīng)常反復(fù)研讀這些詩篇，從中得到激勵或撫慰，也是可以想見的。”周爾鎏寫道。

　　出身大家庭的周恩來曾打算退休后寫一部名為《房》的長篇小說。周恩來告訴周爾鎏，這一小說的內(nèi)容就是根據(jù)大家庭的許多“房”的不同歷史演變，作為中國社會的縮影加以描述。然而這一愿望最終未能實現(xiàn)。

　　“文革”初期跟不上

　　周爾鎏認為，“文革”初期，周恩來也感覺“跟不上”。

　　他在書中寫道，1965年，毛澤東提出“整黨內(nèi)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quán)派”，又向地方一些領(lǐng)導(dǎo)人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么辦？”可以說這是危險的提示，實際上，毛澤東已經(jīng)發(fā)出了準備發(fā)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信號。

　　另一方面，周爾鎏認為，當時的周恩來“只是感到毛澤東同其他中央領(lǐng)導(dǎo)的分歧可能愈加厲害，并未料到這場異乎尋常的政治大動亂即將來臨”。

　　1965年11月，上?！段膮R報》突然發(fā)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對劇作者、時任北京市副市長吳晗進行公開點名批判。

　　“七爸當時對此事一無所知，他同意彭真的意見：吳晗問題是學(xué)術(shù)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學(xué)術(shù)問題要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周爾鎏寫道。

　　1965年5月25日，在康生、曹軼歐夫婦的策劃下，北京大學(xué)哲學(xué)系聶元梓等七人貼出“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攻擊北京大學(xué)黨委和北京市搞修正主義，遭到許多師生和員工的批駁。

　　周爾鎏回憶，由于北京大學(xué)有幾十個國家的留學(xué)生，七爸指示：北大搞運動一定要慎重，注意內(nèi)外有別。大字報貼出以后，七爸連夜派中共中央華北局、國務(wù)院外辦和高教部的負責(zé)人到該校，批評聶元梓等人違反中央規(guī)定的原則，搞亂了中央的部署，并重申要嚴格遵守內(nèi)外有別的中央指示。

　　幾日后，毛澤東指示康生、陳伯達，將該大字報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并在全國各地報刊發(fā)表。

　　“當晚，陳毅詢問七爸：‘這么大的舉動，為什么事先不通知？’七爸回答道：‘我本人也只是臨近廣播前才接到康生電話，告我該大字報內(nèi)容由中央臺向全國播出。’”

　　特別的談話

　　1974年，鄧穎超曾和周爾鎏有一次特別的談話。

　　“1974年春天，七爸不僅是重病纏身，同時他在政治上還處于一個危難的時刻，七媽避開周圍耳目，單獨囑咐我配合他們作最壞的準備。”

　　周爾鎏感到，這次談話在某種意義上講，是七爸七媽對他的最后囑咐。

　　這一次談話，周爾鎏在書中形容為“特別的談話”。

　　他在書中回憶，“1974年的這次談話，七媽避開秘書和身邊工作人員秘密地打電話約我個別見面。她用了很長的時間讓我詳盡地匯報‘文革’以來我的遭遇和表現(xiàn)，看來她對我的情況早就有所了解。”

　　周爾鎏向鄧穎超談到康生和江青后，鄧穎超說道，“至于你提到康生，他稱外事口的工作不僅是‘三和一少’（對帝國主義和，對修正主義和，對各國反動派和，對支持民族解放運動少），甚至無限上綱為‘三降一滅’（投降帝國主義、投降現(xiàn)代修正主義、投降反動派和消滅民族解放運動），你說他將矛頭除明顯指向王稼祥同志外還指向七爸這是對的。‘四人幫’也是這樣，我們沒法跟別人講，這次就要跟你講徹底。江青她就是反你七爸的，看來是狼子野心，有點不達目的不罷休的意思。”

　　“總理已染重病在身，居然還受到這種惡毒的污蔑和攻擊，你作為侄兒并且一度是外事口的干部，對你七爸非常了解，對這樣極不公正合理的遭遇當時是會感到義憤的。其實不僅如此，這不幸的遭遇也可能會降臨到你和你的家庭，這也是七爸讓我再次特地召見你的原因之一，希望你預(yù)作最壞的準備……北京的形勢如何，七爸的病情如何發(fā)展都很難說。”周爾鎏在書中回憶鄧穎超的談話。

　　多年后，鄧穎超向周爾鎏講述了周恩來去世的真正原因。

　　“其一是‘文革’期間，眾多的重要干部包括國家副總理在內(nèi)，相繼落馬，被罷免職務(wù)，遭受迫害，處理國家政務(wù)的擔(dān)子主要落在總理身上，長期過度身心疲勞，嚴重地損害了他的健康。其二，沒有得到及時的手術(shù)治療。在確診為患膀胱癌的時候，成立了一個治療組，王洪文為治療組長，治療組的意見是暫時不向七爸透露病情真理，進行保守治療。”周爾鎏在書中寫道。